作者：安生（武漢大學文學院副研究員）
詩、賦兩種文體的互滲現象既是文體發展演進的重要內容，也是不斷深拓的學術命題。以具體詩篇或詩句為題進行創作的辭賦作品——詩題賦，因受歷代科舉取士制度的影響，完型于唐宋，式微于元明，盛極于有清，頗見歷史規模（據《歷代辭賦總匯》的初步統計，共有1700余篇，清代獨占1300篇），是兩者互滲的顯著體現。可以說，它是繼漢賦用《詩》傳統、魏晉六朝詩的賦化與賦的詩化而后繼起的又一大典型形態。
清代博學鴻詞科試、庶吉士散館、學政觀風等皆試辭賦，“命句”與“構思”成為覘測才學的關鍵，如孫何《論詩賦取士》云：“惟詩賦之制，非學優才高，不能當也。……觀其命句，可以見學植之深淺；即其構思，可以覘器業之大小。窮體物之妙，極緣情之旨。”因此，辭賦在清代士人教育體系中占據著非常重要的位置（潘務正《清代賦學教育》）。詩題賦則在很大程度上是應試課藝語境下的產物，而帶有強烈的功用色彩與鮮明的技法品格，并具有更為廣泛的創作群體基礎。
詩題賦最突出的創作特征是將詩歌的“情境”“意境”通過語言修辭藝術化地轉變為辭賦的“物境”“實境”。雖然詩歌緣情綺靡，辭賦體物瀏亮，兩種文體區別明顯，但在詩題賦的創作中，詩歌“言外之意”“韻外之致”的不確指性反倒給辭賦家的演繹發揮提供了填補“留白”的空間張力。如以杜甫《嚴公仲夏枉駕草堂，兼攜酒饌（得寒字）》“五月江深草閣寒”句為賦題者眾，詩論家對“寒”字尤為用心，或從時令的物理邏輯出發，認為這是杜甫因韻成詩的勉力之舉；或從詩思的心理邏輯出發，認為這是杜甫有意變化出奇之作，其中“不當寒而寒”的委曲詩意應仔細玩味。賦家們則借助長于鋪陳的辭賦體制，對其中隱寓的“景寒”“境寒”“身寒”“心寒”諸種詩意進行多面生發刻畫，既有對杜甫待客契機的隨性強調，也有對五月清寒之景、草閣清寒之境的圖繪，還有對杜甫瘦削、身單、清貧老者形象的勾勒，更有對杜甫晚年漂泊孤苦、憂時傷懷凄寒心境的透視。應該說，正是賦家們的二次創構，才有效地拓展了此詩的藝術空間，使它的豐富意蘊得以在不同程度、不同層面上具象化。在某種意義上，詩題賦創作本身就是一種對詩歌的闡釋。那么，相較于傳統的訓詁闡釋學，這無疑為詩歌的接受史提供了一個差異化的視角。
由于詩題賦帶有很強的應試體色彩和類型化特征，故大多采取“以題為韻”的律賦體制，聲諧調轉，短章流麗，彰顯出清人“詩惟唐是鵠，賦亦寧不惟唐是鵠也”（錢陸燦《文苑英華律賦選序》）之宗唐尚律的理念。唐賦固然正宗，但學唐、類唐從來只是手段卻非最終目的，背后內寓的是意欲謀求超越的自立信念。清人在覃研唐賦的藝思、技法的批評與實踐中，逐漸達成唐賦“巧法未備”，存在“法疏”“意薄”諸弊端的共識。“法疏”，主要指唐賦在煉局、煉意、煉格、煉調、煉句、煉字方面靈活自由，缺少具體可法的規范；“意薄”，主要指唐賦的構思不夠細密，用意較為淺薄。這也就意味著唐賦在形下、形上兩個層面都已無法滿足時下作賦的需求。清人遂于破立之中塑造起本朝館閣賦的典范地位，李元度《賦學正鵠·序目》云：“今功令以詩賦取士，館閣尤重之，試賦除擬古外，率以清醒流利、輕靈典切為宗，正合唐人律體。特唐律巧法未備，往往瑕瑜互見，宋元亦然。今賦則斟酌益臻完善耳，譬諸八韻詩，唐賦則唐人試律也。今館閣諸賦，則國朝試帖也，學者就其時藝中擇其最精者以為鵠，即不啻瓣香唐賢，不必復陳大輅之椎輪矣。”清代詩題賦在政治功用與文學實踐兩面所展現出來的“尊唐”與“尚時”的思想糾葛，頗能反映清人在“因承”與“自立”辯證關系下的文化心態。
詩題賦不僅擁有相似于“同題”“模擬”的創作藝術體征，還兼具類同于“選本”“摘句”的理論批評特質。一方面，對具體詩篇或詩句進行選擇去取以及選擇數量的多寡隱含著某種詩學理念傾向，這成為考察詩句典范、詩作價值、詩家成就以及詩學風尚的一種有效途徑；另一方面，作為詩賦文章的共同批評樣式，“摘句”自唐人《賦譜》等專書出現起，尤其是清代兼有賦選與賦格性質的撰述，如余丙照《賦學指南》等，就始終貫穿在辭賦煉句、韻律、題材、結構、風格、承變、高下等品鑒討論中，從而構成辭賦獨特的以“句法論”為中心的批評體系（許結《賦體句法論》）。盡管宋詩規模遠超唐詩，但以唐詩為題的賦作數量（約640篇）幾乎是宋詩（約370篇）的一倍，涵蓋的唐代詩人及作品范圍也比宋代廣泛，宋代主要聚焦在蘇軾、黃庭堅、陸游等人身上，選擇偏好十分明顯。唐詩唐賦重聲情氣韻，宋詩宋賦重才識學問，清人偏愛以唐詩為賦題，唐詩題賦必以效唐風為得體，這潛在地構成清代律賦推崇清新自然、流麗疏宕藝術風貌的重要基質。
在唐詩題賦中，又尤以杜詩題賦（約170篇）為最，約占27%，這是清代杜詩學全面繁盛的一個重要側面。對杜詩的擇取多集中于杜甫晚年漂泊西南期間描摹風物的清辭麗句上，多屬于其“晚節漸于詩律細”的精熟之作，看重其煉句之工、刻畫之妙、詩味之厚、詩旨之遠。如《小至》“山意沖寒欲放梅”句，潘德輿《養一齋詩話》稱其為賦梅最工者：“梅詩最難工，即以千古名句論之……‘疏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猶韶秀乏遠神也。必求名句，惟老杜‘山意沖寒欲放梅’。”單宇《菊坡叢話》又認為此句是寫冬至之詩中最為奇崛者。但最能代表杜甫現實性與思想性的“史”性詩題、詩句卻不見于這類創作中。其中因由，大致有二。從科舉制度的角度看，試賦取人的目的是通過樹立文辭優美、義理閎深且內含經世之意的標準來衡裁士子的才學與器識，其本質在于通過王權倡揚辭賦“諷諭”與“頌美”的詩教意識。但在日常課藝與科考入選的實際操作過程中，卻日益顯現出對辭賦“頌美”之義的看重與“諷諭”之義的疏離。這種命題基準，會對“詩史”類作品做出權衡，加以規避。從文學創作的角度看，“詩史”類作品并非以單句巧構見長，其敘事的完整性會與圍繞杜詩本事展開二次創作的杜詩題賦這一體制形成文意上的重復。
詩題賦的理論批評特質還表現在它與《詩經》學的互動中。“賦者古詩之流”的流別體認及其所包孕的經義思想、功用價值與“六義入賦”的批評理路，無不顯示出辭賦與《詩經》之間過密的淵源關系。作為詩題賦的一個重要創作類型——《詩》題賦，存在諸多雖不以《詩》篇或《詩》句為題，但賦題與內容緊扣《詩》、賦二體關系的作品，如取效白居易《賦賦》創作的大量同題賦以及《六義賦居一賦》等。這類作品在闡揚辭賦對“六義”的涵攝性，強調辭賦的聲律屬性、抒情功能等方面無不彰顯出對傳統理論命題的豐富和發展。
另外，詩題賦凸顯清人對詩、賦、文諸文體間的“相合”認知。“律詩面貌與律賦為近，律賦即與八股為近，此較然可知者也”（梁章鉅《試律叢話》），這一理念廣泛地存在于李調元《雨村賦話》、浦銑《歷代賦話》、林聯桂《見星廬賦話》、余丙照《賦學指南》、劉熙載《賦概》等賦學專論的具體批評中。長期主講于乾陽、象峰、對峰、關中、宏道各書院的路德在評李應臺《細麥落輕花賦》中詳細闡述詩賦與作文之間的異同關系，認為詩賦之道通于風雅之情，善作賦者需兼讀他體，提出“與其多讀唐賦，不如寢食唐詩”的主張。這與清人不論在理論批評還是創作實踐上都特別重視提煉諸文體乃至不同文藝門類間的共通范疇或技法暗相符契。要之，作為一個獨立的主題類型，詩題賦具有一種綜合的文學特質，應當充分關注它在詩學、賦學、文體學及理論批評諸領域的價值與意義。
《光明日報》（2025年06月02日0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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