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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雪山倒映在瑪不錯湖上，立夏時節已過，高原上被披滿的仍是荒蕪。
站在西藏中南部康馬縣嘎拉鄉東北的瑪不錯湖岸，頭痛、氣短、胸悶等高原反應癥狀明顯，這里即是地處喜馬拉雅中段北翼的高原，海拔4410至4430米的瑪不錯遺址。
“人類是什么時間開始在這高原上生存的呢？”來到遺址旁，記者不禁遐想。
發達的戳印紋、劃紋為裝飾的磨光侈口平底罐，折腹平底盆，各類骨蚌器，還有水晶為原料的細石器……在瑪不錯湖東南岸山坡上的遺址發掘Ⅰ區，西藏自治區文物保護研究所副所長夏格旺堆細數著遺址發掘出土的遺物，經過多年的考古工作，結合古DNA、古人類學、動植物考古、環境考古等方面研究，揭示了人類在海拔4400米以上的生態位活動的高原適應性、復雜性和連續性。
“我們所在的是迄今為止青藏高原腹地海拔最高、年代最早、延續時間最長（距今4800至2000年）也最為清晰的文化序列的遺址。但請不要過于興奮，當心高原反應。”夏格旺堆溫暖地提醒著記者，打開了話匣子。
青藏高原的新石器化、定居化、農牧化、人群遷徙和文化交流等議題是國際學術界高度關注的熱點問題。
2019年，首次發現瑪不錯遺址后，經國家文物局批準，西藏自治區文物保護研究所聯合中國科學院青藏高原研究所、蘭州大學、北京大學、國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等多家單位開展了5個年度的田野發掘工作。
站在遺址所在的山脊上遠眺，可以辨認遺址發掘分布的3個區域，Ⅰ區位于湖濱東南岸的山坡、山脊和山脊東、西坡腳，Ⅱ區位于湖泊南岸的埡口坡地，Ⅲ區位于湖濱西北部的洪積坡地。
在夏格旺堆的指引下，記者發現所在位置恰是一處墓葬，“我們對遺址進行發掘清理后，已經進行了回填，現在能看出長方形墓葬的大概輪廓。”
“目前發掘了1650平方米，共清理墓葬61座、灰坑43座、柱洞8個、活動面5個、灶4個、火塘2個、石構遺址2座等。”夏格旺堆介紹，墓葬類型有石棺墓、豎穴土坑墓、石室墓，葬式有俯身直肢葬、二次撿骨葬、側身曲肢葬、仰身抱胸直肢葬，上下疊葬和焚尸等葬俗。
根據綜合特征，考古工作者又把遺址的3個區域分成4期。
第一期遺存距今5000至4000年，以Ⅰ區文化層和俯身直肢石棺墓為主，其中距今5000至4500年的遺存分布于Ⅲ區。
第二期遺存距今4000至3300年，分布于Ⅰ區南部的墓葬、灰坑和地層中，以豎穴土坑墓為主。在Ⅱ區僅發現了2處火塘。隨葬品的數量和種類為4期之最。
第三期遺存距今3300至3000年，分布于Ⅰ區南部。以揀骨葬為主的石室墓為代表，隨葬品稀少。
第四期遺存距今3000至2000年，發掘區所見聚落布局發生明顯轉變，從墓地變為非墓地功能的大型石構建筑，同時出現祭祀灰坑遺跡。
“有了科學的分期，讓我們更容易捋清楚瑪不錯聚落演變脈絡、遺址各時期的聚落布局和遺跡類型，不僅填補了高海拔新石器時代人類生存策略研究的空白，同時也為西藏新石器階段聚落考古與社會研究提供了迄今為止最為豐富的一批資料。”嚴謹細致的夏格旺堆難掩心中的自豪，第二、三期的文化面貌明顯有別于已發現的其他遺址，代表了一種全新的考古學文化類型——“瑪不錯文化”，而且，瑪不錯遺址的發現和發掘，不僅對西藏考古，對世界范圍內認識和理解高原人類適應演化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義。
瑪不錯遺址發掘帶來的驚喜還在于發現了眾多外來遺存，如稻、粟、黍、海貝、象牙、羊、青銅器、滑石珠、費昂斯、紅玉髓等，不僅填補了跨區域文化交流的空白，而且對于研究極端環境中本土文化傳承與發展的意義也是不言而喻的。
翻山越嶺、察古知今。
位于拉薩市堆龍德慶區德慶鎮的尚嘎崗遺址則揭示了距今10萬年前，人類便踏上了青藏高原。
汽車駛離主路，沿著堆龍曲支流雄曲附近的鄉間小路行駛半個多小時后，到達海拔約4170米的尚嘎崗遺址。
在雄曲的三級和二級階地上，尚嘎崗遺址被搭建大棚保護起來，遺址剖面清晰可見。
“2023年和2024年兩個年度的發掘中，在三級階地發現的上、下兩個文化層，出土了豐富的石制品組合，類型包括盤狀石核、石核邊緣石片、三角形石片、鋸齒刃器等，表現出以盤狀技術為特色的舊石器時代中期技術特征。”西藏自治區文物保護研究所赤列次仁介紹，光釋光測年顯示遺址三級階地的文化層年代不晚于距今10萬年。尚嘎崗遺址既有舊石器時代中期技術遺存，又有舊石器時代晚期的石葉和細石葉技術遺存，為解析早期人類探索和適應青藏高原的過程與適應生存策略等提供了極其重要的考古學證據。
近年來，考古工作者針對“西藏高原早期人類的起源與遷徙”“西藏新石器時代考古學區系類型”“西藏早期金屬時代考古學文化框架與早期復雜社會的起源研究”“吐蕃遺存考古調查與研究”等重大課題，全面開展考古工作。
經幡飄展、佛塔矗立。在海拔3600米的拉薩河下游右岸的一處扇形沖積谷內，曾是吐蕃時期重要的政治與佛教中心之一的溫江多。
20世紀前半葉，意大利藏學家杜齊、英國官員及藏學家黎吉生等都曾到訪過溫江多。
20世紀90年代，當地群眾復建吾香拉康時發現若干早期建筑蓮花柱礎，同時在修建拉康西側道路時發現了一件龜趺碑座。由此，溫江多遺址進入考古工作者的視線，2021至2022年，作為國家文物局“考古中國”重大項目，遺址的發掘工作逐步展開。
跟隨考古工作者，記者走進遺址，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中部的吾香拉康，四角有四座佛塔，龜趺碑座在西側。
“目前，已清理出了吾香拉康周邊土石建筑基礎、西南塔和東北塔基礎等地下遺跡。”夏格旺堆邊走邊向記者介紹，出土遺物質地有陶、泥、銅、石、骨、鐵等六類。其中，陶質建筑材料數量最多，種類包括帶釉和不帶釉的筒瓦、板瓦、瓦當、磚、窄板瓦、正當溝等，釉色以白色、綠色、藍色、紅色為主。
“磚瓦形制均為典型漢地特征，帶釉瓦與唐長安城大明宮等遺址出土琉璃瓦相似。通過釉的成分分析推測，白釉可能為地方化的唐代漢地技術傳統，藍釉、綠釉等或為吐蕃本土或周邊地區的技術傳統。”夏格旺堆進一步解釋到，大量磚瓦建筑材料的使用表明唐蕃物質文化交流十分密切。
無字碑身與唐乾陵、定陵無字碑異曲同工，龜趺基座、上下收分碑身、廡殿頂碑帽的組合造型則與唐蕃會盟碑、赤德松贊墓碑等相同，均為受唐代廡殿頂石碑影響而出現的吐蕃高等級石碑。同時，佛塔和建筑基址以土、石混筑，周邊多配置帶有明顯祭祀意味的遺物坑等則應反映了吐蕃本土文化的特點。
“這些發現為研究公元7至9世紀吐蕃與中原唐王朝及其他地區的文化交流提供了珍貴材料，是‘絲綢之路’南亞廊道上多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歷史的重要實證。”夏格旺堆說。
“考古工作本身也是非常艱辛的，不管怎么樣，在國家大方針政策之下，我覺得考古工作還會越來越好。”當提及西藏考古工作的艱苦程度，夏格旺堆只是簡單地回答。
2021年至今，西藏共開展32次主動性考古發掘工作，涉及16處古遺址、古墓地，發掘總面積達7000多平方米，覆蓋了西藏7個地市，在年代上涵蓋了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早期金屬時代以及吐蕃時期。
不同階段的技術文明在西藏相繼孕育、發展。新發現和研究構建起西藏考古學文化的演進脈絡與青藏高原考古學文化時空框架，展現出西藏作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歷史格局重要組成部分的歷史事實。
缺氧不缺精神，艱苦不怕吃苦，海拔高境界更高。
一代代考古人，通過一系列發掘與研究，實現西藏考古重大跨越。雪域高原上，考古中國，不斷探索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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