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勞動關系相比，勞務關系不受《勞動法》《勞動合同法》的強制性規范約束。作為普通民事關系，勞務關系強調合同自由和平等協商，屬于非正式的靈活用工形式，適合短期、臨時性或非核心業務的用工需求，主要應用于家政行業、退休再就業、維修搬運等業務領域，亦有一些領域為降低人力成本采用勞務關系，如建筑行業，或騎手、網約車司機等新就業形態。在勞務關系中，提供勞務一方獲得的勞動保障較弱，其因勞務受到損害的，應由誰對其進行賠償，如何分擔過錯責任呢？
案例一：
護工在養老院滑倒受傷 養老中心承擔90%賠償責任
某養老中心與牛大姐簽訂勞務協議，約定牛大姐在該養老中心的醫護部擔任護士。2021年7月16日，牛大姐在工作過程中，因上一個護理師剛給同屋其他老人洗完澡，沒有及時清理衛生間地面積水，牛大姐進入衛生間時不慎仰面滑倒受傷。經送醫治療，診斷為左腕骨挫傷、胸椎12椎骨骨折。牛大姐訴至法院，要求養老中心賠付其醫療費、誤工費、護理費、營養費、殘疾賠償金、住院伙食補助費、精神損害撫慰金、鑒定費等共計23萬余元。訴訟中經法院組織鑒定，牛大姐因本案事故遭受的人身傷害構成十級傷殘。
養老中心辯稱，牛大姐摔傷后，養老中心人員積極救治，并墊付了部分醫療費。認可牛大姐是在勞務協議履行期間摔傷的，但是其此前在本中心工作的兩年期間都沒有摔倒過，本次摔傷其自身應負有一定責任，其在勞務過程中沒有盡到謹慎義務，應當承擔相應損失責任。
法院經審理后認為，本案的爭議焦點為牛大姐是否有過錯，該過錯是否足以影響責任比例認定。結合當事人陳述、其他在案材料，法院認為牛大姐在履行職務過程中，未注意到地面濕滑進而滑倒受傷，其在進入衛生間這一特定場所時，應當對其個人安全盡到一定的注意義務，故對其受傷的損害后果，其存在一定的過錯，應當承擔一定的責任比例，法院綜合認定牛大姐的責任比例為10%，養老中心的比例為90%。
最終，法院根據雙方過錯比例以及《民法典》第1192條，判決養老中心賠付牛大姐各項損失共計19萬余元。養老中心提出上訴，二審法院維持原判。
【法官說法】
在勞務關系中，接受勞務一方對提供勞務一方的人身財產安全負有合理的注意義務。本案中，養老機構應為其工作人員提供安全的工作環境和設施設備。基于養老機構中老年人較多的特殊性，經營者更應加強相應的安全保障措施，制定相關的規章制度，保持環境的干凈整潔和安全性。勞動者對己方安全亦負有相應的注意義務，在工作交接與配合時應核對工作內容、熟悉工作環境，注意環境的安全性，及時消除不安全因素。本案中因其他護工給老人洗澡，養老中心未及時安排工作人員清理地面，導致地面有水濕滑，進而使得工作人員牛大姐受傷，養老中心存在疏于管理的較大過錯責任，牛大姐本人在進入衛生間這一特定領域時未注意工作環境的現狀，對其自身受傷亦負有一定責任，法院據此酌定雙方的責任比例為九比一。
案例二：
拆除工從樓梯墜落足跟摔傷 接受勞務者承擔70%賠償責任
老周經老鄉介紹，在某單位辦公樓的裝修工程中從事拆除工作，未簽訂任何書面合同。某日，老周在拆除吊頂時使用簡易樓梯，未佩戴任何安全設備，從樓梯上墜落導致足跟受傷。受傷后工地現場管理人員陳東將其送醫，診斷為足跟粉碎性骨折，陳東僅墊付包扎費用后拒絕支付后續治療費用，老周自行放棄手術。截至受傷時，老周未收到任何勞務費。老周將陳東及陳東擔任法定代表人的公司訴至法院，要求賠償醫療費、護理費、營養費、誤工費、傷殘賠償金、精神損害撫慰金、鑒定費共計32萬余元。經法院組織鑒定，老周因本次事故導致的足跟傷害構成十級傷殘。
訴訟過程中，法院經詢問核實案涉工程發包方、總承包方、勞務分包方，并依職權追加上述單位作為被告以查明案涉勞務關系。陳東辯稱，其與老周無任何法律關系，作為被告主體不適格。其他被告單位亦否認與老周存在勞動或勞務關系，表示不認識老周。
法院經審理后認為，根據證據顯示，老周所施工的工地由陳東管理，在案涉事故發生后，陳東負責處理與周某受傷的相關事宜。現無法認定周某與各被告公司之間的關聯性，相關證據已可形成較為完整的證據鏈，顯示老周受陳東安排進行拆除工作，屬個人雇傭的法律關系，老周主張其受陳東雇傭的事實具有高度可能性，故在無相反證據下，法院認定老周與陳東構成勞務合同關系。老周受傷系發生在其提供勞務期間，其不持有相關作業資質，作業時并未對梯子進行固定，未佩戴任何安全裝備，其自身對事故發生的原因具有過錯；陳東作為接受勞務一方，未向老周提供任何安全設備，亦未對重要的作業工具梯子予以固定，事先未對老周進行安全培訓，對老周的損失亦存在過錯。法院根據查明事實及原因力大小認定周某承擔30%責任，陳東承擔70%責任。
最終，法院判決陳東向老周賠付各項損失共計10萬余元。陳東提出上訴，二審法院維持原判。
【法官說法】
建筑行業屬于具有一定危險性的行業，在諸如高空作業、接觸有毒物質等具有危險性的工作中，勞務關系雙方對于勞動者的人身安全均負有一定的注意義務。接受勞務一方，應在工作前向提供勞務一方說明工作的危險來源，提供預防危險的安全設施設備、進行安全培訓；而提供勞務一方，結合生活經驗，對工作內容的危險性亦具有一定可預見性，對自身安全亦負有注意義務。本案中，陳東作為高空拆除工作的雇傭方，未對老周盡到安全保障義務負有70%的責任，但是老周作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從事具有危險性的工作，未對己方安全盡到注意義務，亦負有一定的過錯責任，法院酌定為30%。
案例三：
外賣騎手配送時意外摔傷 雇傭公司承擔50%賠付責任
夏濤在某外賣平臺注冊為配送員，注冊時與平臺公司簽訂《眾包平臺服務協議》，約定平臺公司為夏濤提供與客戶之間的互通信息服務，平臺公司為夏濤投保了騎手保障組合產品保險。另，根據平臺要求，夏濤與技術公司簽署《網約配送員協議》，約定由技術公司對夏濤發放工資并對其進行管理。2022年9月，夏濤在配送路途中發生意外摔傷，送醫后診斷為頭外傷、胸部閉合性外傷、頜面部外傷、胸椎骨折，經鑒定構成九級傷殘。經平臺向有關人力部門申請，夏濤構成職業傷害。夏濤將技術公司訴至法院，要求賠付其傷殘賠償金、精神撫慰金、誤工費、護理費、 營養費、鑒定費共計40萬余元。
技術公司認可夏濤由其雇傭從事外賣配送工作。平臺公司是某外賣平臺的運營主體，技術公司與平臺公司簽訂合作協議，技術公司承包了該平臺所有騎手的配送業務，包括騎手的勞務管理和費用結算等，案涉事故發生在雙方合作期間。
經法院核實，北京市人社局針對新就業形態就業人員給予政策保障，這類人員在勞動期間受傷，平臺企業可申請職業傷害。夏濤經平臺公司申報被確認為職業傷害，獲得一次性傷殘補助金、醫療費7萬余元。夏濤系自己摔傷，無第三人因素，自己對摔傷負有一定責任，故經法院組織調解，雙方一致同意技術公司向夏濤賠付20萬元。
【法官說法】
當前新就業形態伴隨著互聯網技術應用和數字經濟發展而出現，如網約配送員、網約車駕駛員等。新就業形態具有勞動關系靈活、工作方式彈性、創業機會互聯等特點，但是平臺為了減輕用工成本，多采用外包形式將勞務部分外包給人力公司，且一般不簽署勞動合同，提供勞務一方面臨著收入不穩定、工作強度大、勞動保障不到位等諸多風險。為加強對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基本權益的保障，在國家政策號召下，國務院出臺《擴大新就業形態人員職業傷害保障試點的通知》，各地出臺相應勞動保障制度，保障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在工作時間、休假時間、工傷認定、勞動爭議等方面的權益，擴大職業傷害保障試點范圍。受害人經認定為職業傷害，可獲得的賠償范圍包括醫療費用和康復費用、傷殘或死亡待遇。本案中，夏濤即經平臺向人社局申請，認定為職業傷害。
當前外賣騎手被喻為“活在城市里的候鳥”，為達到平臺用時要求、獲得更多經濟報酬，騎手有時罔顧交通規則，在道路上見縫插針地穿梭，對道路交通造成安全隱患，容易引發交通事故。平臺企業和勞務公司均應當盡可能為勞動者提供勞動安全保障、安全風險提示和教育培訓；騎手對自身安全亦負有注意義務，因其自身故意違反交通規則或者因自身疏忽而受傷的，應就己方過錯承擔責任。
法官提示：
勞動關系與勞務關系是兩種常見的用工形式，雖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在法律性質、權利義務和適用規則等方面存在顯著差異。勞務關系是指勞務提供人向接受人提供勞務活動，接受人向提供人支付勞動報酬的法律關系。
《民法典》第1192條規定，提供勞務一方因勞務受到損害的，根據雙方各自過錯承擔相應的責任，其歸責原則為過錯責任原則。本文選取的三個案例均系勞務關系中，提供勞務一方因勞務受到損害的情形，無第三人參與因素，過錯責任僅在提供勞務一方與接受勞務一方之間予以分配。具體來說，提供勞務一方和接受勞務一方，對于接受勞務一方的人身財產安全均具有合理的注意義務。作為接受勞務一方，應提供基礎的安全保護措施，包括提供安全的工作環境與工具，進行必要的安全風險提示和培訓，對提供勞務一方進行選任和監督等；而作為接受勞務一方，亦應適當注意工作環境，在從事具有危險性的工作時應接受安全培訓，配備相應作業資質，提前準備安全設施裝備，遵守作業規范和相關法律法規。當糾紛進入訴訟程序，勞務雙方對于己方已盡到的注意義務負有舉證責任，法院在進行責任比例劃分時，應根據各方的舉證情況，結合雙方的風險控制能力等因素綜合判斷雙方過錯。
《民法典》第1192條系針對個人勞務損害責任的規定，然而當前普遍出現公司企業與個人之間形成勞務關系的情形，此種情形無法律的明文規定。司法實踐中法院大多參照適用第1192條的規定解決此類問題，即在公司企業與個人之間形成勞務關系時，個人因勞務受傷的，雙方按照各自的過錯承擔相應的責任。
因勞務關系的非正式性，往往雙方在締結勞務關系時未簽訂書面協議，而是進行簡單的口頭約定，導致雙方容易因報酬支付、工作標準、休息休假等方面發生糾紛。接受勞務一方訴至法院后，對勞務關系的存在以及雙方約定的具體內容負有較大舉證責任，若其無法盡到舉證，將為法院的事實查明工作造成較大困難。故法院建議在締結勞務關系時，雙方應加強法律風險意識和證據保留意識，通過書面協議及時確立約定內容，明確勞務關系主體，留存工作溝通記錄、勞動成果交接記錄和資金支付記錄，為后續可能存在的糾紛做好準備。(文中人物均系化名)
文/鄧可人(北京市海淀區人民法院)
來源：北京青年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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