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越來越多的中等收入群體和城市精英選擇離開，那么，人口增長就無法阻止城市化質量的下滑。長此以往，城市的銳氣就會喪失，城市就會從發展的動力變為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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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末年初，霧霾再度成為國民話題。毫無疑問，空氣污染問題所產生的影響，早就不局限于公眾的健康本身，已蔓延到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方方面面。其中突出的一個表現，就是一些居住在經濟發達地區、深感霧霾之苦的中等收入群體人士產生離開的念頭。最近，一篇刊發在澎湃新聞網的報道，講述了三位曾經或現在仍生活在一線城市的母親的行動：離開的不再回來，走不了的也想離開。
逃霧霾可不是開玩笑。每逢法定節假日，或者個人年休假，一些生活在北京等一線城市的中等收入群體人士選擇度假目的地，最重要的考慮往往是當地空氣質量如何。不管這種被形象地稱為“洗肺”的舉動有沒有用，它至少表達出了一些人的態度：以個人的努力，無法控制霧霾是否發生，就選擇逃離。
如果把以旅行等方式逃霧霾，視為人們對自己健康的重視，對良好空氣質量的訴求，那么這種情感表達當然是正常的，甚至可以認為是環境污染的必然代價。然而，如果越來越多的人因為頻發的霧霾，永久地離開所居住的城市，而且這些人中間很多還是城市的精英，對這種現象就不得不引起重視。精英的散失，對城市發展的不利影響無疑是長遠的。
自從人類脫離農耕文明時代進入現代社會以后，城市就成為經濟與社會發展的主要陣地。總體而言，城市吸納人才、推動社會發展的作用，不會發生本質的變化。一個城市越大，在區域中的中心地位越明顯，它對經濟社會發展所作的貢獻就越大。“大城市病”反倒顯得沒那么重要。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城市化仍處于較低水平，特別體現在城市化的質量上。
中等收入群體的規模是城市化質量的一個標準。不過，對于什么是中等收入群體，很難給出一個確切標準。同樣一個人的收入，放在三四線城市可以算是中等收入，放在一線城市可能就算偏低的收入。但是，那些有實力因為霧霾逃離城市的人，無論從個人心理認同上，還是社會觀感上，大多屬于中等收入群體。這些人逃離城市，無疑是對城市化質量的一種損害。
逃離霧霾，是個人的價值選擇，往往出于理性。畢竟，與健康相比，外在的榮譽、收入乃至子女教育都可以放在其次。這種理性導致了人心的散失。在短期內，城市人口還會繼續增長。但是，如果越來越多的中等收入群體和城市精英選擇離開，那么，人口增長就無法阻止城市化質量的下滑。長此以往，城市的銳氣就會喪失，城市就會從發展的動力變為障礙。
治霾是長期化的工作，發達國家的歷史教訓也證實了這點。目前為止，很少有因為環境污染而衰敗的城市案例。不過，過去沒有并不意味著未來沒有，而且，發達國家出現的逆城市化現象也堪稱殷鑒。如何在治理污染的過程中讓人感受到城市的善意，把人心留下來，是治霾本身之外不得不考慮的問題。何況，中國還沒有什么地方達到了有資格逆城市化的水平。
只有把人留下來，特別是把“關鍵”的中等收入群體留下來，包括環境治理在內的城市發展才能持續地良性循環。逃離的人越多，參與治理的人就會減少，推動環境改善的積極力量就會削弱，治理的難度進而變得更大。環境污染所造成的后果，會像多米諾骨牌一樣一塊塊倒下去，直到壓垮人心中最后一根稻草，讓人對城市產生悲觀的預期。這是所有人都不希望看到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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