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過去對城市發展進程的認識不到位，發展規劃欠科學，公共基礎設施的配套建設相對滯后，客觀上導致了城市化進程與“城市病”同生一體，交通擁堵、房價攀升、環境變差等一系列問題，成為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幸福的煩惱”。在京滬這樣的一線城市常住人口外流之時，客觀上也為中小城市甚至一些小城鎮承接人才資源創造了條件，為解決好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提供了機遇
最近，北京與上海分別發布的數據顯示，2017年末北京常住人口比上年末下降0.1%，為2000年以來首次負增長；上海常住人口比上年末減少1.37萬人，為1978年以來第二次出現人口規模縮減。
北京和上海兩個一線城市的常住人口自1978年以來首次出現同時下降，引發了諸多討論。有觀點認為，京滬常住人口數量迎來拐點，常住人口下降將成長期趨勢；也有觀點認為，京滬對外地人口的吸引力下降，對人才資源的聚集能力變弱了。
京滬常住人口下降究竟是短期現象還是長期趨勢，這仍需要持續觀察。不過，在城鎮化進程不斷加快的今天，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的人口規模出現下降的苗頭，應該客觀理性看待。
多年來，以京津冀、長三角和珠三角等為代表的城市群快速發展，一線城市規模更是急劇擴張。這些大城市展現出了強大的“虹吸效應”，大量人才、資金、產業等要素加速集聚，成為城市群發展的重要引擎。不過，由于過去對城市發展進程的認識不到位，發展規劃欠科學，公共基礎設施的配套建設相對滯后，客觀上導致了城市化進程與“城市病”同生一體，交通擁堵、房價攀升、環境變差等一系列問題成為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幸福的煩惱”。
隨著國家對城市的發展有了新的認識，明確了要嚴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規模，一些超大城市和特大城市在具體的政策導向上也有不少新變化。例如，一些城市采取了加快低端產業疏解，強化群租房管理，加速清理違章建筑等舉措，加上高房價的擠出效應，成了不少人選擇離開這些城市的重要原因。
從另一個角度看，一線城市常住人口下降，能給其他中小城市帶來更多吸納人力資源的機遇。人口資源向發達地區流動集聚，這是經濟發展的客觀規律。多年來，我國許多中小城市由于常年人口外流，難以形成資金和產業要素集聚，城市化進程十分緩慢，客觀上也造成了東中西部地區發展的不平衡、城市與農村發展的不平衡、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發展的不平衡，甚至城市內部、發達地區內部、一些農村內部也存在不平衡現象。
推動區域協調發展，使落后地區和欠發達地區在城市化進程中迎頭趕上，必須要創造條件促進各種要素資源、特別是人力資源向相對落后地區流動。因此，在京滬這樣的一線城市常住人口外流之時，客觀上也為中小城市甚至一些小城鎮承接人才資源創造了條件，為解決好區域發展不平衡問題提供了機遇。
對于廣大中小城市而言，關鍵要找準區域發展定位，把人才政策與區域發展規劃結合起來，把人才問題放在地方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布局中統籌規劃，想方設法吸引一些各個城市自身發展所需的急缺人才，使通過各種優惠政策“搶”來的人才能真正安居樂業，能用心服務城市經濟社會發展，使人才紅利得到最大限度的釋放。有了人才作為基礎性支撐，這些城市的城市化進程才會更穩健，實現高質量發展才會更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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