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佳星
在玉石加工現場，高速銑刀與原料猛烈碰撞，擦出火花也激起粉塵；在海邊，萬噸輪船上銹跡斑斑，戴著口罩的年輕人手持鋼砂打磨，揚起四散飛濺的粉塵。
這些場景與醫藥研發看似毫無關聯，但在全國政協委員、藥理學家、中國工程院院士蔣建東看來，卻是健康新挑戰。“新業態、新工種中的塵肺病潛在患者在增多。”蔣建東說，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給醫藥界帶來新的課題。老百姓的健康難題就是原始創新的源頭。
如何更進一步激發原創力量，解決老百姓的醫藥需求，推動我國醫藥產業高質量發展？代表委員帶來真知灼見。
面向一線健康難題 研究不應盲從影響因子
北方牧區的布病、南方湖泊里的血吸蟲病、東部大城市的艾滋病、結核病……在蔣建東看來，這些都是醫學領域原創性成果的“題庫”，是科學家的大舞臺。
“醫學研究不能熱衷于追求‘時尚’。”蔣建東說，我們在關注頂級期刊里的新發現，分析其最新觀點和方法的同時，需注意不要盲從影響因子，否則會離原創越來越遠。
很多人說，靶點就那么幾個，研發原創藥物不知從哪里入手。蔣建東給出的建議非常質樸：到現場調查，尋找科學問題和答案，不要僅僅搜索別人的論文、推演提出課題。
“去現場，感受患者的痛苦，感受疾病的可怕，感受治病的緊迫，不僅能激發創新的熱情，還能培養研究者的責任心。”蔣建東說，事實多次證明，帶著責任心搞研究，不僅坐得住“冷板凳”、還守得住學術底線。說到底，原創藥物的研發，最終研究的是人體，治愈的是疾病，面向的是生命健康。
優化研發生態 改變“九死一生”的命運
在原創藥的研發過程中，“九死一生”的風險是繞不過去的坎兒。
研制原創藥往往需要數十年、數十億元的投入，為什么仍有不少項目“折戟而歸”？蔣建東這樣解釋低成功率：一方面現代科學對人體奧妙的了解還遠遠不夠，另一方面藥物研究要求很高，從“理論上的設計”到“成為藥物”的過程中變數多、時間長，還要考慮病譜的變遷、生產工藝、制造成本、環境保護、臨床實際情況、社會環境、政策變化等因素。這是一個高難度、高技術集成的系統工程。
“推動醫藥產業高質量發展，提高研發成功率非常重要，要建立寬容失敗的機制體制。”蔣建東說，百花齊放、百舸爭流是科技創新的文化沃土，能激發原始創新的正是寬容機制。如果科研項目管理傳遞出“原創研究哪怕失敗也不要緊”的信號，科技成果將如群星璀璨。
來自醫藥企業的全國人大代表、齊魯制藥集團總裁李燕更關心通過優化研發生態加速成果落地轉化。“我們希望成果轉化的管理機制能夠進一步放寬。”李燕說，基礎研究走出實驗室過程漫長、風險又大，如果科研團隊和企業不能真正建立同創共享的理念和機制，很難走到最后。
“應探索進一步明確院所以股權投資的方式與企業合資設立公司的機制體制。”李燕建議。
呼喚研究型醫生 實現臨床資源高效利用
“過去10年，國家重大新藥創制專項專門支持了十幾個GCP（藥物臨床試驗質量管理規范）大平臺的建設，我國的臨床試驗整體水平提高了很多。”蔣建東說。
臨床試驗是原創藥上市前的“臨門一腳”。高效利用我國的臨床資源，對醫藥產業的高質量發展起到決定性作用。
如何開啟臨床資源的高效利用模式？代表委員們不約而同認為，好的研究型醫生是塊“寶”。
“專業性強并有藥物臨床試驗經驗的醫生，可以充分利用資源，設計出很好的大型臨床試驗，做到不同的新藥同時研究。”蔣建東說，這需要醫生豐富的臨床經驗、深厚的專業知識。
李燕也認為，研究型醫生是創新藥物從實驗室走向臨床的關鍵，是推動創新藥研發的重要力量，也是解決優質臨床資源不足、改善重大新藥創制能力不足的關鍵。
但這樣的醫生十分稀缺。李燕坦陳，國內高水平臨床研究醫生緊缺，能夠承擔全球多中心臨床研究的醫生更是少之又少，與高素質的“醫學科學家”相去甚遠。
如何培養研究型醫生？李燕建議，應完善人才激勵評價制度、職級晉升制度、職級薪資制度、科研管理制度等，從頂層建立起適應研究型醫生發展的制度體系。
蔣建東建議，要培養臨床醫生熱心原創藥研究的精神。歷史上有很多重要的成果是由研究型醫生發現的，比如牛痘疫苗、地高辛的強心作用、麥角新堿的催產作用等。蔣建東認為，營造創新文化，為開拓者帶來榮譽和成就感，將更好地激發我國研究人員的創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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