強制報告制度還需要更多配套
在剛剛過去的9月，山西省晉中市某小學副校長和安保主任分別受到政務警告處分和政務記過處分。
原因是，當發現一名學生被家暴時，學校保持了緘默。
這起家暴最終的結果極為慘烈，孩子被毆打致死，施暴的父親和祖母被判處死刑和死緩。
山西省晉中市榆次區人民檢察院在辦案時發現，學校對孩子的狀況知情未報，于是將涉案學校違紀違法線索移送監委問責。榆次區監察委員會調查后作出處罰，該案成為山西省首例因相關責任人未履行強制報告制度被監委給予處分的案件。
“如果積極履行強制報告義務，警方可以及時介入，這起悲劇可能可以避免。”辦案檢察官曾表示。
所謂強制報告，是指當發現未成年人遭受或疑似遭受不法侵害的線索時，應當立即向公安機關報案或舉報。2020年“六一”兒童節前夕，中國發布《關于建立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強制報告制度的意見(試行)》(下簡稱“意見”)，規定報告人包括學校、醫院、旅館等與未成年人密切相關的行業的工作人員。
“意見”實施一年多以來，各地開始出現相關案例。在杭州，一個14歲女孩兩次被學校保安猥褻。她告訴老師后，老師卻和學生家屬、保安私下簽訂賠償協議，女孩自己報案。最后，老師因知情“不報”，被暫停評先評優、提職晉級資格。湖南兩名小學教師在長達19年的時間里，先后強奸9名未成年女性，其中有8名未滿14周歲的幼女。早在2017年，有家長向學校反映情況，校長卻不報告，致使兩名老師繼續多次作案。案發后，該校正副校長以瀆職罪被依法處理。
當這些案例陸續公示時，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副研究員徐富海完成了兩篇研究中國和美國強制報告發展的論文。他曾在多地調研，發現強制報告在中國落地，還需建立相關的落實政策、配套機制、協調機制。
“發布‘意見’只是一個開始。”他對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暢想強制報告的未來：他希望更多群體成為“強制報告人”，最大程度減少虐待、傷害兒童。
在內蒙古赤峰市林西縣，每家旅館前臺都擺放著“禁止未成年人無監護人陪同單獨入住”的警示牌，旅館經營者與工作人員簽署接納未成年人入住責任狀和承諾書。近兩年，林西縣人民檢察院再未受理過旅店內性侵未成年人案件，性侵未成年人案件較同期下降了45%。
浙江湖州用上了智能信息系統，如果成年人帶未成年人入住旅館，系統能查驗雙方信息，一旦確定非監護人或非親屬關系，會立即向警方發出預警。
最高檢統計，“意見”實施3個月，全國各地通過強制報告立案并審查起訴的案件近500件。
上報的線索包括多種非法侵害未成年人的行為，截至2021年5月，江蘇省檢察院一共收到276件強制報告線索，涉及性侵害、遺棄、虐待、故意傷害、故意殺人等。
報告人來自多個部門。2021年以來，湖南省人民檢察院通過強制報告制度發現和查處了56件侵害未成年人的犯罪案件，其中學校報告26件，醫療機構報告17件，其他行使公權力的組織及公職人員報告11件，社工機構報告1件，旅館賓館報告1件。
但是，多地仍有檢察官反映，強制報告制度的執行目前還存在知曉率低、報告人有顧慮等問題。
四川省廣元市人民檢察院第六檢察部主任周瑞曾走訪鄉鎮一級的醫院，“領導知道有這東西(強制報告制度)，卻說不清是什么”。在衛生院，許多醫生告訴他，完全沒聽過。
周瑞梳理了2019年1至2020年4月，廣元市發生的性侵未成年人案件，發現四分之一的案件都發生在酒店、旅館。2020年4月，他和30多家旅店經營者進行了座談。
會上有人抱怨，作案人不會去管理嚴格的星級賓館，更愛帶未成年人去家庭型旅館，員工少，難管理。其中一家賓館曾經發生侵害未成年人權益的案件。經營者回憶，當時在前臺登記身份信息的是成年人，而涉案的未成年人從后門溜進旅館。
周瑞聽完決定，撰寫建議，推動廣元市旅館治安精細管理。后來，廣元市公安局下發通知，一旦發現未成年人單獨入住旅館，或未成年女性入住前有醉酒等非正常狀態，旅館必須向轄區派出所報告。
“意見”出臺至今，周瑞統計，廣元市強制報告率不斷上升，性侵未成年人案件數量則有下降趨勢，唯一一起涉及未履行強制報告責任的案子還是發生在賓館，工作人員發現未成年人醉酒后沒有報告，導致未成年人被性侵。
周瑞建議，公安機關按照相關法規，對該旅館頂格處罰，并支持被害人起訴侵害人時，將賓館作為連帶責任人。
“報告”意愿不強烈，困擾著江蘇省南通市人民檢察院第八檢察部主任徐瑾。學校面臨教育系統的考核壓力，不愿主動報告負面信息；還有家長擔心報案后，會對孩子的名聲有影響。
當地一個未成年女性懷孕，醫生發現后沒有上報。徐瑾揪著這個案件，訪談了涉案醫院和其他多家醫院的醫護人員，發現南通市衛健委工作人員沒有及時把“意見”下發到各單位，致使幾乎全市醫護人員都不知道強制報告制度已經實施了。
她馬上給衛健委送達公益訴訟訴前檢察建議，才及時堵住了這個“漏洞”。
在一篇《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強制報告問題研究》的論文里，作者針對杭州部分小學教師的調研顯示，只有26%的老師發現侵害未成年人線索后會直接報警，33%會上報上級主管部門；有八成教師認為，報警或上報主管部門會擴大事態嚴重性，帶來不利影響。
2021年5月，最高人民檢察院推行侵害未成年人案件每案“是否報告”必查機制，更“剛性”地約束責任單位或人員“不報告”的行為，如果造成嚴重后果，將對該部門予以處罰，對工作人員給予處分，構成違法犯罪的追究刑事責任。
在農村，兒童被侵害后主要的報告人包括兒童主任，大多由村委會的婦女主任或村主任擔任。徐富海調研發現，這些“主任”上報的事項大多與性侵、嚴重身體傷害有關，很少上報未成年人長期處于監管不力或遭受忽視的情況，“一些農村居民不認為忽視是一種虐待”。
他嘗試說服他們，如果兒童主任發現父母對未成年人忽視、冷漠，造成嚴重心理創傷，理應上報。有位兒童主任曾當場反駁，這是人家的家務事，不該“多管閑事”。更何況，相比體外傷，未成年人遭受精神虐待更難識別。
周瑞表示，很多地方缺少能為青少年提供心理輔導的專業人才，尤其在農村，有些未成年人受侵犯后，不得不到市區接受心理治療。
一位學者覺得，保護已經受到侵害的未成年人，還需要更多配套措施。
比如，有些地方缺少未成年人臨時安置點，解救出來的孩子只能暫時安置在派出所，派女警照顧。沒過多久，孩子“鬧翻天”，派出所只能催民政部門“快點帶人走”。
徐富海在美國訪學期間，不能單獨留11歲兒子在家里，兒子身上不敢有外傷。
這個長期生活在中國的研究人員聽慣了“清官難斷家務事”，但發現美國人喜歡“盯住鄰居”，聽見隔壁的打罵聲、哭聲，會馬上報告，就連便利店店員、餐館服務生工作時發現侵害兒童的線索，也會主動上報。
19世紀末，美國曾發生大量虐童事件，20世紀下半葉建立了強制報告與反饋機制。徐富海把中國完善強制報告制度也當成一場持久戰，“不會一蹴而就的，可能得經過幾年、十幾年的努力”。
廣東諾臣(白云)律師事務所主任鄭子殷記得一個案例，一名市民發現隔壁小孩晚上總在樓道里睡覺，就找了律師和社工。后來，民警和街道辦介入，幫助了這個遭到虐待的孩子。
針對那份“意見”，鄭子殷覺得“疑似”這兩個字最特別。這意味著，報告人只要發現“疑似”線索即可上報，不需擔心報告錯誤線索會受到責難。
他常去學校宣講，“意見”未出臺前，老師最愛提的問題是“什么情況該報告”“報錯怎么辦”，眼下，答案都能在“意見”里找到。
他還主張獎勵積極的報告人，廣州市某區教育局因為積極上報相關線索，收到了檢察院發放的“嘉獎函”。 同樣獎勵上報的還有南通市檢察院，網友在網絡上發現疑似性侵未成年人的視頻，主動報告公安機關，收到檢察院5000元的現金獎勵。
鄭子殷總結中國強制報告制度“起步晚，進步快”。一位學者分析，在中國，推動強制報告制度更依靠法律宣傳；而美國最初起步時，則依靠越來越多的判例。
至今，美國出臺了至少20部針對兒童的主要法規。醫療人員、幼教、警察、社會服務人員也納入強制報告人的范圍，還設立覆蓋全國的兒童求助熱線。
加拿大、澳大利亞、南非、印度等多個國家通過立法建立強制報告制度，有些國家的制度不僅針對兒童，還包括疑似受到虐待或忽視的老人、無自理能力者。
在嘗試和探索中，許多國家出臺了新舉措。加拿大規定，涉及兒童色情的線索，報告人可以是“任何人”，而不限于特定職業。瑞典完全禁止體罰，家長對兒童的肉體懲罰可能構成虐待。
在澳大利亞一些州，兒童目睹家庭暴力，造成嚴重心理傷害，也構成虐待兒童的行為，需要強制上報；還有一些州規定，強制報告的案件不僅限于過去、正在發生的案件，也包括未來可能發生的虐待或忽視的案件。
極少有人知道強制報告制度的起源。
1873年，在紐約，一個叫瑪麗的女孩“可憐得像小動物一樣”，養母經常無故打罵她，讓她餓肚子、干粗活。她睡在冰冷的地板上，還被關在黑暗的柜子里，不允許出門，也不允許和其他人對話。
鄰居拜托牧師去家訪，才發現了瑪麗的秘密。牧師報案后，因為缺少相關法律，無法立案，只好四處求助。
最后，保護動物協會介入了這起虐童事件。他們以“孩子也是動物”的理由提起司法訴訟，要求按照《防止虐待動物法》制裁養母。在鄰居的證詞下，養母被判刑一年。
瑪麗后來被那位積極報告的牧師撫養長大，和丈夫養育了6個孩子，活到了92歲。她出生的紐約，也因為她的案件，成立了美國第一個防止虐童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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