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虞云國
《水滸傳》第八回寫林沖受高俅陷害，押至開封府推問勘理，對府衙威儀有一段描寫：
官僚守正，戒石上刻御制四行；令史謹嚴，漆牌中書低聲二字。提轄官能掌機密，客帳司專管牌單。吏兵沉重，節級嚴威。
一般說來，這類四六文多是小說家夸飾之言，但這里“戒石上刻御制四行”，卻是有根有據的，小說后面也有照應。第六十二回說，管家李固與主母勾搭，將盧俊義告發，打入大牢，便去找押牢節級蔡福，雙方有段對話：
李固道：“奸不廝瞞，俏不廝欺，小人的事，都在節級肚里。今夜晚間，只要光前絕后。無甚孝順，五十兩蒜條金在此，送與節級。廳上官吏，小人自去打點。”
蔡福笑道：“你不見正廳戒石上，刻著‘下民易虐，上蒼難欺’。你那瞞心昧己勾當，怕我不知! 你又占了他家私，謀了他老婆，如今把五十兩金子與我，結果了他性命；日后提刑官下馬，我吃不的這等官司。”
蔡福的報價是李固出價的十倍，這樁買賣才算成交。其他細節且不管它，蔡福隨口引用的也正是“御制四行”中的兩句。
蔡福說的八字，出自宋太宗御制《戒石銘》。《容齋隨筆·戒石銘》說：
“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太宗皇帝書此，以賜郡國，立于廳事之南，謂之《戒石銘》。
嚴格說來，這《戒石銘》的著作權應歸五代后蜀主孟昶所有。在洪邁看來，后蜀主孟昶“區區愛民之心，在五季諸僭偽之君為可稱也”，他在位時曾頒親撰的 《令箴》：
朕念赤子，旰食宵衣。言之令長，撫養惠綏。政存三異，道在七絲。驅雞為理，留犢為規。寬猛得所，風俗可移。無令侵削，無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輿是切，軍國是資。朕之賞罰，固不踰時。爾俸爾祿，民膏民脂。為民父母，莫不仁慈。勉爾為戒，體朕深思。
這篇官箴共二十四句九十六字，頗嫌冗長，不便記憶；再如“三異”、“七絲”、“驅雞”、“留犢”之類，大掉書袋，難以理解。經宋太宗奪胎換骨，刪冗汰繁，大刀闊斧，截取四句，確如洪邁點贊的“詞簡理盡”。宋太宗將孟昶處拿來的十六字頒行全國，命州縣衙門都立石為戒。這位皇帝頗擅書道，所謂“御制”或許即出其手。另據《貴耳集》說，宋哲宗在位，也曾“書 《戒石銘》 賜郡國”，但他的書跡與宋太宗同樣都未傳世。據 《八瓊室金石補正》，現存最早的 《戒石銘》 碑刻原在湖南道縣，乃出自宋哲宗時大書家黃庭堅的手筆。據繆荃孫藝風堂收藏的戒石拓片 (見下圖)，除《太宗皇帝御制》碑額與《御制戒石銘》 題名外，正文四句即分四行直書，與 《水滸傳》 所說“上刻御制四行”若合符節。山西芮城縣博物館藏有金朝明昌元年(1190)所立《戒石銘》，僅將“上天”改作“上蒼”，足見宋金雖是敵國，在為官要求與施政理念上并無二致趨同；也說明小說中蔡福將御制銘文的“上天難欺”引作“上蒼難欺”，應確有所本的。
作為制度性規定，自宋太宗朝起，全國州縣衙門無不立有《戒石銘》。據宋高宗追憶，他在北宋末年“所歷郡縣，其戒石多置欄檻，植以草花”，已然成為全國官衙的標配；但他也不得不承認，“為守為令者，鮮有知戒石之所謂也”，只是擺設而已。由于戒石只是用來妝點官衙的門面，上至朝廷“六賊”，下至州縣長吏，民脂民膏盡入囊中，欺天虐民無所不為，這才“亂由上作”，官逼民反，構成了小說的大背景。宋江起事雖然失敗，北宋卻走到了盡頭。
紹興二年 (1132)，南宋建立第六個年頭，宋高宗號稱“中興之主”，“撥亂愛民，規橅祖宗”的旗號還要標榜的，便親以“御筆鉤臨黃庭堅書《戒石銘》”，再頒天下，命州縣長吏“刻之庭石，置之座右，以為晨夕之戒”。他在政治上最會作秀，頒賜黃庭堅墨本時，還下詔書說：
近得黃庭堅所書太宗皇帝御制《戒石銘》。恭味旨意，是使民于今不厭宋德也。可令摹勒庭堅所書，頒降天下。非惟刻諸庭石，且令置之座右，為晨夕之念，豈曰小補之哉!
“不厭宋德”云云，無非要求子民百姓在這存亡之秋仍應念叨皇家的恩德好處。天子作秀，大臣跟上，在詔書后紛紛題贊說“此盛德大業之本也”。令人側目的是，肉麻吹捧的大臣里就有右相秦檜，而他堪稱集中了其時權貴集團酷虐貪腐的所有特點。
不容否認，對宋代有操守的士大夫官僚，《戒石銘》確能起誡勉作用。例如王十朋，在移知夔州次年臘日，重刻《戒石銘》時以詩明志：
戒石重刊照眼明，良辰又遇臘嘉平。黃堂坐處天威近，一點欺心事莫萌。
兩年后，他改知泉州，又葺新戒石，召集屬下諸縣長官，賦詩《修戒石》共勉并自警道：
一念茍或違，方寸寧不媿。清源庭中石，整頓自今始。何敢警同僚，兢兢惟敕己。
王十朋向以剛正廉明而聞名當世，有理由相信他言行必果。綜觀《戒石銘》，“爾俸爾祿，民膏民脂”強調的是“民為邦本，本固邦寧”；而“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告誡的是“人在做，天在看”，主旨無非企望官員以道德自律來勤政愛民。但這類道德勸勉，對貪官污吏究竟能起多少制約作用，是大可懷疑的，尤其在制度性貪腐已成不治絕癥的態勢下。與王十朋同時代的袁文，在《甕牖閑評》里揭露那些貪墨殘虐的州縣官，厚顏無恥地在《戒石銘》每句原文下各添一句，成為當時官場的絕妙自供狀：
爾俸爾祿——只是不足。民膏民脂——轉吃轉肥。下民易虐——來的便著。上天難欺——他又怎知？
袁文生活在宋孝宗乾道、淳熙時，算是所謂南宋全盛期，至于宋江鬧事的那種末世，官場的腐敗黑暗可想而知。不妨再拿《水滸傳》說事，第八回鋪排開封府衙威儀的那篇駢文，最后歌頌道：
戶婚詞訟，斷時有似玉衡明；斗毆是非，判處恰如金鏡照。雖然一郡宰臣官，果是四方民父母。直使囚從冰上立，盡教人向鏡中行。
這類“明鏡高懸”、“為民父母”之類的諛辭，與小說展示的現實形成尖銳的反諷。那位開封府滕府尹還算不上壞官，明知林沖負屈含冤，但礙于高太尉當權，仍將其刺配遠惡州軍，這還算周全林沖的。至于盧俊義案，倘若沒有柴進代表梁山泊出場，出價再翻一番，“將一千兩黃金薄禮在此”，讓蔡氏兄弟改了主意，玉麒麟恐也難逃“明日早來扛尸”的結局。前面大半部《水滸傳》，展開的就是“下民易虐，來的便著；上天難欺，他又怎知”的歷史長卷，有心讀者不妨起底小說中粉墨登場的鳥官，有幾個是恪守御制《戒石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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