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春日賞花，現代人的第一反應就是下江南。每年三、四月，江浙一帶都擠滿了前來賞花的游客。然而早在明代，有個叫宋啟明的文人就曾暗示過賞花也可以“反向”，他在《長安問花記》中記載道：“燕地苦寒，惟草花異種最多，江南委之水濱籬外者，無不釀艷蒸芳，鮮奇炫目，至有不能辨名者。”北京的地形與氣候復雜多樣，反而為植物的生長與繁殖創造了特殊的適宜條件。現代人不妨去看看古人如何在北京賞花吧！
明 謝環 《香山九老圖》局部
春花必賞榜
牡丹芍藥杏花海棠
賞花若是繞過牡丹，好像有點說不過去。自唐宋以來，牡丹的風頭直接蓋過了所有花，素有“國色天香”“花中之王”的美譽，洛陽牡丹更是名滿天下。最遲于遼代，北京就已大范圍種植牡丹。至明代北京，牡丹不再只出現于皇家園林，城市街道、私家園林、私人宅邸以及寺廟等地也都種植了大量的牡丹，平民百姓在春日里也可一睹牡丹的芳華。
不過確切給了牡丹“國花”名分的，還是在明代中后期。在當時的一些史料與文學作品中都可以看到明代人將牡丹稱為“國花”。如《帝京景物略》載：“寺（極樂寺），天啟初年猶未毀也，門外古柳，殿前古松，寺左國花堂牡丹。”又如萬歷三十八年（公元1610），公安派詩人袁中道曾游歷京師極樂寺，他在《游居柿錄》中寫道：“極樂寺左有國花堂，前堂以牡丹得名。記癸卯夏，一中貴造此堂，既成，招石洋與予飲，伶人演《白兔記》。座中中貴五六人，皆哭欲絕，遂不成歡而別。”五六個宮廷內侍坐在國花堂，一邊看戲，一邊賞花，最后哭到傷心欲絕地走了，這個賞花體驗感的確豐富。
明 沈周《杏花圖》局部
古代北京賞花有牡丹，自然不會少了芍藥。北宋文人王禹偁（chēng）曾贊芍藥：“百花之中，其名最古。”芍藥花大而香，色澤絢麗，有“花相”“花仙”之稱。早在先秦時期，芍藥就被作為觀賞植物，如《鄭風·溱洧（wěi）》：“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芍藥。”唐宋時期，古人若是想觀賞芍藥，肯定去揚州。到了明代，隨著政治、文化中心的遷移，北京成為了芍藥的新栽培中心。據劉若愚《酌中志》載：“壽皇殿之東曰永壽殿，植牡丹、芍藥甚多。”“四月，初四日宮眷內臣換穿紗衣，欽賜京官扇柄，牡丹盛后，即設席賞芍藥花也。”宮廷內苑種滿了牡丹和芍藥，皇帝還設席邀請官員們前來觀賞。宮廷外的城郊與園林，也都是芍藥花的天下，老百姓們可隨時與芍藥來個約會。
除了牡丹與芍藥外，杏花也在古代北京賞花的“必賞榜”中。這不由得讓現代人有點困惑，不是有“杏花春雨江南”這個說法嗎？怎么古代北京的春天里還有杏花可賞？事實上，杏在我們國家北方地區生長更為普遍，歷來也都有“南梅北杏”的說法，只是后來杏有一個向南遷移的過程。
杏花又名為甜梅花、北梅花、杏海花、野杏花。早春開花時，極為繁茂。在元代時期，北京城外、城東都曾大量栽種杏樹。當時的齊化門外，還有一個專門栽種杏而出名的“杏園”，即董宇定的私家園林。到了明代，北京更是廣植杏樹以供平民百姓游賞。每到杏花盛開之時，雪白的花朵在春日的照耀下如夢似幻，有詩云：“紅云看不徹，漠漠杏林花。”因此，明代北京的二月又被稱為“杏月”。
此外，海棠、藤花等也都是古代北京春花的“必賞榜”。如《帝京景物略》：“（海棠）上西府，次貼梗，次垂絲，贗者木瓜。辨之以其葉，木瓜花先葉，海棠葉先花。”僅是海棠花，在明代的北京就已有三個品種，可見古代北京的春日有多絢爛。
明 謝環《杏園雅集圖》局部
賞花網紅打卡地
高梁橋韋公寺梁氏園惠安伯園
古人外出賞花要看日子，花朝節、清明節、寒食節等民俗節日是外出賞花的大好日子。不過花朝節多在二月，此時北京的天氣還非常寒冷，所以賞花活動大多都在私人宅院里進行。明代的袁宏道偏不信邪，他在《滿井游記》中寫道：“燕地寒，花朝節后，余寒猶厲。凍風時作，作則飛沙走礫。局促一室之內，欲出不得。每冒風馳行，未百步輒返。”每到花朝節，他想作死出門賞花時，在外凍得沒走到一百步就又回家了。
到了清明節，春暖花開，北京郊邊的風景區就擠滿了游客。明代的北京游客最喜歡去高梁橋、草橋一帶去踏青游賞。據《長安客話》卷三記載：“春時柳堤垂青，西山朝夕設色以娛游人。都城士女藉草班荊，曾無余隙，殆一佳勝地也。”尤其是高梁橋一帶“桃柳當候”，各個階層的人都前來賞花，“未有不一至其地者也”。
古代北京的寺觀也是春日賞花的好去處。據《北京歲華記》記載：“四月初一日，戒壇開，城中人多往西山。初八日，各寺浴佛。十三日，上藥王廟。諸花盛發，白石莊、三里河、高梁橋外皆貴感花場，好事邀賓客游之。”其中最有名的當屬韋公寺，又名“弘善寺”，位于左安門外，明正德年間的宦官韋霦（bīn）創建。當時明代的北京有“七奇樹”，韋公寺廟占了三棵，所以它名氣很大。
《帝京景物略》中有大篇幅文字描繪韋公寺的春日美景，如“花時鮮紅新綠”的蘋婆、“花不敢懈”的西府海棠、“曠然容數十席”的柰子樹……甚至有不少游客因為賞花賞到天黑，于是就住在了韋公寺。當時游歷京師的文人雅士為韋公寺的海棠寫過大量的詩篇，如明代末年士人王崇簡《看海棠行》：“鳳城西南報國寺，海棠雙樹藏幽邃……燕京此花馳聲價，韋祠為最此為亞。”除了韋公寺外，北京其余寺觀由于地理位置及歷史原因等因素，栽種的春花各有不同，每個寺觀都有自己的“特色春花”。到了春日賞花季，各個寺觀還會舉行賞花活動，吸引了眾多的文人雅士與平民百姓前去觀賞。
賞花佳地自然少不了私家園林。明代有不少文人雅士在北京建造了私家園林，并以自己的喜好與精神向往種植了大量觀賞植物。春日自然要去梁氏園。梁氏園又稱梁家園，或簡稱為“梁園”。早在明代成化年間就已聞名。明代文學家劉定之在《游梁氏園記》中記述：“牡丹開于谷雨后，于候為鳴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之間……園有龍槐，共酌其下……”程敏政作《梁園賞花詩引》追憶往事時，提及：“園之牡丹、芍藥幾十畝。每花時，云錦布地，香冉冉聞里余。”可見當時梁園大量種植了牡丹、芍藥，還有龍槐樹等。
假如梁園人太多，古人還可以去惠安伯園，又名張園。據《燕都游覽志》記載：“原太傅惠安伯張公園，在嘉興觀之右，牡丹芍藥各數百畝，花時主人制小竹兜，供游客行花勝中。”去賞花的時候，園林主人還會提供小竹兜，也就是輕便的竹制小轎子，這樣游客既可以忘我地賞花，又可以避免踩踏花田。大概園林主人太客氣了，更夸張的事情來了。有的游客居然不打算走了，直接睡在花叢中，“蜂蝶群亦亂相失，有迷歸徑暮宿花中者”。
清 鄒一桂《藤花芍藥圖》
著名的賞花雅集
杏園雅集玉堂賞花會
現代人一提起春日雅集，腦子里就會出現東晉時期的“蘭亭雅集”，什么曲水流觴、宴飲賦詩……此時，身在北方的文人雅士表示不服，畢竟咱們也有屬于自己的春日賞花雅集。
這就不得不提到明代正統二年（1437）的“杏園雅集”。杏園雅集的發起人是當時的臺閣體詩人楊榮，地點就是他的府邸杏園。那天是三月一日，官員們放假的日子，也正是園中杏花盛開的季節。楊榮邀請了與他并稱臺閣“三楊”中的另外兩位，即楊士奇、楊溥，還有王英、王直、周述、錢習禮、李時勉、陳循這些朝廷高官。為了給這次杏園雅集留下“合影”，宮廷畫師謝環也被邀請在內，于是他畫下了著名的《杏園雅集圖》。從畫面中來看，杏園中松樹交相掩映，杏花綻放，園中還配有小橋流水、假山屏石。參加雅集的幾位高官坐在杏園中，品茗賞花，縱情閑談。楊士奇《杏園雅集圖序》記載：“園有林木泉石之勝，時卉競芳，香氣芬茀，建安公喜嘉客之集也，凡所以資娛樂者悉具。”
杏園雅集雖美，但從《杏園雅集圖》中來看，官員們賞花賞得有點過于嚴肅，連官服都沒換。過了21年后，也就是明代天順二年（1458），內閣大學士李賢、彭時、呂原等人決定在內閣舉辦一次賞花雅集。明代學者黃瑜《雙槐歲抄》卷八記載：“文淵閣右植芍藥，有臺……賢賦詩十章，閣院宮寮咸和，匯成曰《玉堂賞花詩集》。”這些大學士們聚集在一起，相互酬唱賦詩，匯成了《玉堂賞花詩集》，于是人們也將這次雅集稱為“玉堂賞花會”。
大概是玉堂賞花會給的靈感，不僅后來的內閣館臣們爭相唱和，延續佳話，文人雅士們更是將賞花唱和作為了詩社團體活動的“保留節目”，更有一個詩社干脆就叫“賞花會”。
不過要論賞花的風雅，還得是獨抒性靈的公安派詩人袁宏道。萬歷三十五年（1607），袁宏道到達北京后，約上好友一起去惠安伯園亭觀賞牡丹和芍藥，他在詩中寫道：“古樹暗房櫳，登樓只辨紅。分畦將匝地，合焰欲焚空。蝶醉輕綃目，鶯梢援絮風。主人營一世，身老眾香中。”袁宏道對于賞花非常癡迷，但若問他為什么不像王羲之在蘭亭雅集中那么放浪形骸，是不是有偶像包袱，必須端著？還真不是，那是因為他對賞花除了熱愛之外，還有對花的敬畏之情。
早在唐代，羅虬在《花九錫》中記錄了唐代宮廷的賞花儀式，其中的“酒賞”為袁宏道所反對。袁宏道認為“酒賞”會冒犯花神，極力推崇“茗賞”。他還認為賞花不僅要選良辰，還要擇良地：“夫賞花有地有時，不得其時而漫然命客，皆為唐突……溫花宜晴日，宜輕寒，宜華堂……”袁宏道賞花是真講究。
明代中后期，文人雅集結社之風日盛，尤以賞花為主題的宴游活動蔚然成風。這不僅是明代文人拓展政治文化影響力的途徑，更是他們安頓心靈、尋求精神自適的一種生活美學方式。
明代北京賞花之風盛行，既為士庶平添了踏青斗草的雅趣，更因種植栽培觀賞型植物之需，而帶動了花木種植、園圃經營等產業的興盛。春日京城的花香里，竟藏著半部京華風物志。
文并供圖/金陵小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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