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訊（記者 樊霞 成利軍)發展壯大村集體經濟是實現共同富裕的重要保障。在濟源，截至2022年底，濟源示范區經營性收入5萬元以上村、10萬元以上村、20萬元以上村占比分別達84%、65%、44.4%；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948.1元，7.1%的增幅高居全省第二。
濟源何以能做到村集體經濟收入和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水漲船高”？近日，記者走進濟源部分村莊尋找答案。
4月15日，濟源克井鎮柿檳新村。文娛室內，棋手們正“攻殺”于“楚河漢界”；圖書閱覽室里，一排排圖書雜志供村民閱讀學習；舞蹈排練室內，幾位大媽舞出了青春氣息；還有小劇場、村史館等，見證著村民們豐富的文化生活。目光轉向室外，小廣場里亭臺樓閣，浣衣池畔搗衣聲聲，游樂場內追逐嬉戲，水景觀池漱玉回環。
“俺村正在修建的文化廣場投資1000多萬元，有文化長廊、民俗博物館，到時候更有看頭。”柿檳新村黨委書記李水泉說。在最近公布的濟源2022年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本情況排名中，柿檳新村以48031元的絕對優勢奪得頭籌。
柿檳新村何來這樣的實力？李水泉說：“咬定產業不放松，才真正實現了富民強村。”柿檳新村充分利用臨近火車站的鐵路交通優勢，經過30多年的發展，形成了以倉儲物流公司等為主導產業的四大經濟實體。2022年，該村集體資產達6.8億元，全村社會總產值達17億元，年集體純收入7500萬元。
無疑，柿檳新村已成為依靠產業發展推動集體經濟“滾雪球”和鼓起農民“錢袋子”的樣板。
記者從濟源示范區農業農村局了解到，當地因地制宜，先后探索出產業發展、資源開發、服務創收等多種村（居）集體經濟發展的有效模式。這些模式成效顯著，不僅與今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的提高集體經濟收入“推行資源發包、物業出租、居間服務、資產參股等多種模式”高度契合，更成為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發展鄉村特色產業，拓寬農民增收致富渠道”的生動實踐。
如果說產業發展是柿檳新村實現“脫胎換骨”的支點，那么資源開發則是王屋鎮迎門村完成“蝶變新生”的踏板。
濟源示范區農業農村局局長賀雙福為記者詳解“資源開發”模式：“集體經濟組織將原本低效率利用的土地等資源進行整合開發，進而促進集體經濟增長和農民增收。”
迎門村在整體扶貧搬遷后留下了大量無人居住的老宅。該村引導村民將其交給村集體統一安置，并通過與市文旅集團合作開發，為老房子賦予了“新生命”。
記者看到，這些改造后的土房子因為融入了玻璃墻、斷橋鋁等現代元素，立刻成了引領時尚潮流的新民宿，部分民宿入住價格每天高達2000元，且供不應求。“通過宅基地及廢棄房屋入股分紅，每年村集體經營性收入達40余萬元。”該村黨支部書記侯加鵬說：“村民家里原來的破爛院現在都成了‘搖錢樹’。”
服務創收是濟源村（居）集體經濟發展的另一種重要模式。該模式將農民“單打獨斗”的分散經營，轉變為由集體經濟組織“握指成拳”的統一管理，集聚發展主導產業，使集體收入和居民收入同時“水漲船高”。王屋鎮封門村的村民們感受最深。
封門村發展蔬菜制種的耕地有600多畝，由于各家“自收自支”，抵御市場風險能力較差。2017年，該村成立經濟合作社后統一經營，并提供生產資料供給等多個環節服務，大大提高了生產效益。
該村黨支部書記李亮說：“辣椒和西紅柿的畝收入分別比原來的2000元、5000元翻了一番。合作社按照產品種類分別提取服務費，辣椒和西紅柿每斤分別提取0.1元和0.2元，2022年村集體經濟收入中僅服務費一項就達6萬元。”目前，濟源屬于服務創收型的村（居）已多達33個。
據了解，為鼓勵發展壯大村集體經濟，濟源示范區黨工委組織部、農業農村局、財政金融局近年來每年都要聯合舉辦村集體經濟項目擂臺賽、發展壯大村級集體經濟跟班學習等系列活動，推動濟源村級集體經濟提質增效。在產業發展、資源開發、資產盤活、服務創收“四輪驅動”下，濟源還探索出城鄉一體、三產融合等多種有效增收模式。
截至目前，濟源村村都在發展集體經濟，經營性收入100萬元以上的村占比達14%；城鄉居民收入比1.65∶1，已接近我國江浙發達地區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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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 / 詹云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