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7日，800多人在北京為99歲的李佩先生送行。
人群里，有白發院士，有青蔥少年，也有一些單純被“感動壞了”的網友。寒風中，隊伍越來越長，鞠躬的人流從最初的兩人一排，變成3人一排，4人一排。大家深情地向圍著鏤空白色圍巾、仿佛仍在安睡的李佩先生告別。
更多的紀念在網絡上。很多人轉發分享李佩先生的故事，有人第一次為一個故事點了贊。拇指的力匯成思念的海。
有人說，99歲的李佩先生“帶走了一個時代”，“最后一個大家走了”。
幾乎每一位大家離開，都能聽到類似的感慨。季羨林如此，錢學森如此，楊絳如此，剛剛逝世的李佩和周有光也是如此。“帶走了一個時代”幾乎成了社會給予一個人最高的墓志銘，近乎一種集體式的最高贊揚。
可是，時代還是那個時代，沒有人能帶走一個時代，他們帶走的只是自己，但為什么人們愿意把個體和時代聯系起來？人們到底在紀念那個“被帶走的”什么？
今天，人們懷念“那個時代”，正是懷念那個時代美好的、這個時代正在流失的品質。
學生們懷念他們“最好的老師”。很多學生從李佩身上看到，“教師就是這個社會的精神遺傳基因”。李佩說：“你得有一桶水，才能給別人一杯水！”
送別的人群里，有人回憶，自己的第一篇英文文章是李佩先生改的，講了兩個多小時。有人說，當年出國多虧了李佩先生借給自己100美元。還有人提及，李佩先生考試的時候，在黑板上寫個“honesty（誠實）”，轉身就走，到點兒再來教室收卷子。
或許在她眼里，她相信學生誠實，學生就會誠實，誠實就會在心里像種子一樣種下去。
她就擁有一顆這樣的種子，即便是“文革”中她被隔離審查6年，也不曾丟失它。
她還有愛的種子。退休后，她長達13年組織講座，做各種公益。她還有真的種子。她說真話，敢批評，不管對方的職級有多高。
她不說大詞，也不喜歡高談價值觀，她更愿意做事。她對“美不美”這樣的問題，一口回答：“做出事，就是美。”
她很少說自己。她更愿意把時間留給這個世界的大問題。就像周有光晚年所說的，“不要談我個人，我們來談談這個世界”，“我是認真地思考了這個世界的”。
有人回憶，在討論“錢學森之問”的根本出路時，三位白發長者并排而坐。北大資深教授陳耀松先生首先說了“要靠民主”四個字，緊接著，鄭哲敏院士說：“要有自由。”隨后，李佩先生不緊不慢地說“要能爭論”。
也許這是人們感慨的“那個時代”的空氣的一部分，是浮躁的社會里，忙于討生活、“身體被掏空”的我們所需要的氧氣。這氧氣并不屬于某一個時代，它是每個時代人們所共同追求的。
李佩這樣的世紀老人也并不屬于某一個時代，他們的人生橫跨多個時代，在每個時代都保持同樣的品質。
為她送別的人群里，幾乎沒有痛哭的場景。遺像里一頭銀發、雙臂交叉，露齒微笑的李佩望著大家。與其說是一場告別，不如說是一種致敬。人群中傳遞的不完全是悲傷，更像是一種鼓舞，鼓舞自己像李佩那樣活著，在自己身處的時代，在每一個時代。
有人試圖弄清，為什么這個個頭矮小的、不滿80斤的老人能用細小的肩膀扛起那么多的艱難。她中年時丈夫走了，到老年時唯一的女兒走了，她經歷過大風大浪、人生漩渦、風云際會，卻依然“真”著，不慌不張著，“要眇宜修”著……
她曾說：“無論遇到什么困難，人還得走下去，而且應該以積極的態度走下去，去克服它，而不是讓它來克服自己。”
這種廢墟上的優雅，險境里的真我，對國家命運的時刻關切，背后是一種令人神往的精神氣質。
中國科學院大學學生會自發募捐，要為李佩先生塑一尊銅像，放在校園醒目的位置，丁仲禮校長說：“希望我們的教職員工路過雕塑時，都會想一想，比起李老師，我還可以在什么方面做得比現在更好一些。”
在很多人心里，真正的塑像是無形的。
告別的人群里，多數人鞠躬3下，戴著白花的顏基義老人鞠躬5下，他說他要替兩位朋友鞠躬兩下，一位在美國回不來，一位得了癌癥來不了。他們都受益于李佩先生。
他還記得最后一次去探望李佩先生，她已經不能說什么話了。她緊緊地拽著老朋友的手，一下比一下用力。他噙著淚說，明顯感受到了那種力。
李佩先生平靜地走了。那么多人、那么多她愛護的年輕人自發地向她道別。她沒有帶走“一個時代”，反而給這個時代留下了永不消逝的遺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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