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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籍綿延,閱讀的精神永在

              時間:2025-04-23 16:33:20|來源:文匯報|點擊量:712

              ■唐山

              “我不相信古滕堡的這個發明還有什么別的前途,因為或遲或早,它一定會墮入過時廢棄的境地。”1894年,法國作家奧克塔夫·于扎納在《書籍的終結》中這樣寫道。

              于扎納作為出版商,出版過薩德侯爵、波德萊爾等作家的書;作為記者,他創辦了書評期刊《現代書籍:文學世界及當代書迷雜志》;此外,他對印刷技術頗有研究。

              所謂“古滕堡的這個發明”,指的是書。古滕堡是西方世界第一位發明活字印刷術的人,引發“媒介革命”,在宗教改革、科學革命、啟蒙運動等重大歷史事件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然而,當于扎納在“發明大王”愛迪生的實驗室中看到留聲機,不由得驚嘆:“(正像)電梯消滅了爬樓梯的累人活計一樣,留聲技術也多半會宣告印刷的末日。”

              于扎納錯了,此后100年,圖書仍在;于扎納又對了,在互聯網沖擊下,如今圖書業正面臨困境。2017年,針對日本大學生的一項調查,近50%受訪者自稱讀書時間是“零小時”。

              圖書業即將消亡嗎?我們會是最后一代讀者嗎?不再閱讀的世界是否漆黑一片?……欲求解答,需回看來時路,這本《牛津全球書籍史》([英]詹姆斯·拉文主編,商務印書館2024年11月出版)讀來如醍醐灌頂。

              多元的、演化而非進化的書籍史

              《牛津全球書籍史》由14位頂尖學者合力寫成,無核心觀點,時間線粗放,讀罷令人生疑:“作者們究竟要說什么?”其實,本書特色恰恰在于:多事實,少論斷,不試圖整合成“偽公式”。

              只有放下“歷史就是由低向高、由落后到先進的發展過程”“寫史就是將重大歷史事件串聯起來,把握其內部邏輯”之念,才能看懂本書。作者們力避“刪繁就簡”“抓住根本”式的粗放作業,呈現出多元的、演化而非進化的書籍史。

              這么寫的原因有二:

              其一,歷史未必是“焦點時刻”的串聯,許多重大變革是悄無聲息展開的,沒有里程碑,不具戲劇性。傳統書籍史常被人為設定“歷史主線”,套以“發生—發展—高潮—結尾”的故事邏輯,將歷史簡單化為“大事件+大人物+規律”的快餐,這樣的娛樂化和“偽啟迪”,往往使讀者偏離真相而不知。

              其二,任何歷史現象都是適應環境的產物,世易時移,環境變了,寄生其中的歷史現象變得難解,后人遂生“以今視古”的妄念。可是,不同環境中的歷史現象真能簡單比附嗎?誠然,東西方古書后來都走向有目錄、有頁碼的形式,似是“趨同進化”,但活字印刷術始于中國,卻沒像歐洲的古滕堡印刷機那樣引發重大社會變革。

              歷史學不是物理學,物理學能越講越薄,總結成幾個公式,并實驗驗證;歷史學只能越講越厚,因歷史難實驗,應慎言規律。

              本書堪稱“什么是歷史”的啟蒙課,作者們呈現出歷史學家的專業性——審慎、克制、警惕,時刻抵抗著“總結規律”的沖動。即以活字印刷術為例。說出“中文字多,活字印刷成本高;西文字母少,活字印刷易行”之類俗理不難,但作者同時指出:古滕堡印刷機已失傳,究竟如何,今人不知;當時圖書發行量很難超千冊,新技術紅利有限;印刷廠缺活,偶爾才印書;早期接納“媒介革命”的反而是“保守落后”的宗教機構……

              只有在諸多條件到位后,古滕堡才成了“關鍵人物”,至少當時歐洲人并不認為他很重要。古滕堡去世99年后,才有了第一張肖像畫,而且是來自畫家想象,與古滕堡本人無關。

              閱讀史的進步,是數百年間新舊并存

              無核心觀點,如何把這么厚的一本書串聯起來?《牛津全球書籍史》的辦法是:從“什么是書籍”之問切入,層層深入,持續激發讀者的思考。

              表面看,“什么是書籍”容易回答。詞典稱:“裝訂成冊的著作的總稱。”但中國古代帛書無需裝訂,算不算書?電子書算不算書?古代碑刻算不算書?

              本書未給出明確答案,但強調有五個側面是書的要件,即圖形化、易讀、便攜、可復制和耐用。則早期的書有甲骨、楔形文泥板、莎草紙、繩子(即結繩記事,美洲印加帝國稱為“奇普”,今存600件左右)等。

              殷墟甲骨占卜后會刻上商王評點,較罕見,可能評點多用墨書,已褪色,有矯正禮神方式的作用。用過的甲骨攢到一定數量后,被集體掩埋。

              楔形文字的泥板出現在公元前3200年左右,初期只能記賬,至公元前1500年才用來通信,后來希臘人、波斯人的政府公文也用此,直到公元78年,仍用楔形文字泥板記天象。泥板成本低,但易損壞,寫不了長文,漸被莎草紙替代。

              莎草紙最早出現在公元前2950年,后被環地中海諸國所用。在毀于公元79年火山噴發的凱撒岳父別墅(靠近龐貝古城)中,發現了600—1000種古書殘片。1057年,最后一道寫在莎草紙上的教皇詔命發布,后被獸皮紙和中國紙淘汰。

              替代的歷程很漫長,因早期的書極少用來閱讀,而是幫書手習字、背誦和表演。書手們創造文字,是為了“不曾提供食物,不曾修建房屋,不曾制造商品”,卻過上更好的日子,他們為此虛擬了一個遠超日常生活的想象世界。

              早期歐洲書籍只能手抄,插畫精美,成本極高。所謂進步,往往是數百年間新舊并存:有人視書為神明,有人靠它獲取新知;有人接受最新技術,有人用最舊技術;封面豪華,內文卻舛錯極多;也有很多人只用獸皮紙,視用普通紙為褻瀆……

              技術創新本服務于舊應用,卻意外創造了新空間——人類發明書是為了信仰,卻被書手們搭車,服務于他們的文化;更多的書出現了,又因可讀性被普通讀者搭車。新空間更契合時代背景,不斷擴充,最終將舊應用邊緣化,直至擠出。

              成也古滕堡,敗也古滕堡

              古滕堡印的書沒標題、小標題,因只能印單色,需另請書手在空白處填彩色標題,為了美觀,活字印刷書特別重視版式設計。活字印刷機問世后,抄書市場仍維持了數十年。

              出版效率提高了,印廠卻接不到活,只好給宗教機構印宣傳品,甚至是贖罪券。文藝復興旗手伊拉斯謨抱怨說:“(印廠)用傳單和書籍塞滿整個世界……印的都是些愚蠢、無知、歹毒、誣妄、瘋狂、褻瀆、煽惑的書籍。書籍的洪水如此泛濫,連那些或可帶來些許好處的東西也喪失了所有裨益。”伊拉斯謨自己也寫書,但他認為自己寫的是在壞書浪潮中力挽狂瀾的“好書”。

              中世紀時,卡特里派與天主教會相爭,最后裁定各將著作投入火中,被焚毀者敗。卡特里派嘗試三次,書皆化為灰燼。天主教會拿出的是圣道明的著作,亦試三次,書入火即跳,甚至撞上房梁,在上面燙了一個印,自身毫發無損。

              古滕堡之后,人們的看法改變了。17世紀末,宗教書占巴黎總印刷量的一半,但到1720年代時只剩1/3,1750年代只剩1/4,1780年代只剩1/10。市場比啟蒙學者的“去神圣運動”效果更佳。

              古滕堡印刷機讓普通人也可藏書了。15世紀晚期,巴黎司法官員通常的藏書規模是60本。100年后,曾任司法官員的蒙田藏書達1000冊。到孟德斯鳩時,藏書增至3000本。

              大眾閱讀崛起,出現了各種讀書會,但倫敦咖啡館里,書友們的爭論常轉化為拳腳相加。不過,據歷史學家恩格爾辛說,直至18世紀下半葉,大多數人要么是根本不讀書,要讀也只是新教家庭年復一年重讀《圣經》,“此類閱讀的目的并不是發現什么新的世界,僅僅是重溫自己已經知道的東西”。

              古滕堡印刷機也催生了各種謠言,如:讀書信體小說催生了法國大革命,讀《少年維特之煩惱》導致自殺,有“讀書癮”的女性無法分辨現實與虛構……其中最不靠譜的出自反革命的巴魯埃爾神父,他認為,法國大革命是盧梭、伏爾泰(盧梭、伏爾泰互為死對頭)與共濟會一起策劃的邪惡陰謀。

              1792年,法國大革命推翻君主制后,有人提出將古滕堡的遺骨葬入先賢祠,把他錯當成了啟蒙“哲人”。

              關鍵在找到閱讀的精神

              1650年,《新到新聞》在德國萊比錫創刊,作為歐美世界首份日報,它迅速呈現出“閱讀破壞者”的潛質。萊比錫是歐洲出版重鎮,1481年便采用了活字印刷機,16世紀成歐洲印刷中心之一,1632年開辦了著名的萊比錫書展。

              早期報紙和期刊在模仿圖書,但它們都是典型的“發散閱讀”。以日報為例,一期趕一期,假裝每天都有重大事件發生,構成一個無窮無盡的序列,一旦過期,便分文不值。

              報紙與期刊迅速風行。1870年—1890年,美國人口只增長63%,報紙發行量卻增長222%,1940年美國日報總發行量超4億份。

              人們抱怨互聯網的“碎片化閱讀”,其實報紙與期刊早已如此,“印刷品似乎正在蛻變為一種類似‘現場’媒介的東西,其價值取決于收載的信息是否新鮮、帶來的影響是否直接”。

              閱讀不再有儀式感,不再專屬于安靜的書房。如今,通過手機,你能獲得一輩子都讀不完的電子書。正如本書所說:“這場為大眾準備的魔術表演,確實帶來了一個‘大眾仙境’:最新的電子化媒介機器制造出一個個轉瞬即逝的快節奏幻象,交織成一幅千變萬化的蜃景。”

              當知識隨時可獲得,幾乎免費,閱讀還有意義嗎?

              其實,每個變革時代都是含混的,當網友紛紛表態不常閱讀的同時,全球圖書出版的品種與數量并沒顯著下降,且各種考試用書反而在增加。新技術以擠壓舊技術空間來尋求擴張,這意味著,只要找到不可替代的空間,閱讀就不會死。

              1896年,法國詩人馬拉美提出過一個想法:標題、留白和字詞的巧妙排布,以及精心編排的意義和版面元素之舞,可以使書頁的劇場充滿生氣;上乘紙張、書封質地和裝訂工藝帶來的觀感和觸感,也可以在形而下存在和形而上隱喻兩方面得到升華。

              馬拉美試圖拯救圖書的“精神”,認為圖書一旦量產、標準化,其“精神”便會凋謝。事實上,圖書至今還有創新空間,倒是電子書,其設計與工業時代的書籍毫無二致,只是“終極擬真”,它的最高目標不過是“和讀實體書的感受一樣”。

              在當下這個AI迅速發展的時代,閱讀還有意義嗎?《牛津全球書籍史》沒給出結論,但讀者只要閱讀這本書,跟著每多思考一次,相信都會有多一份的收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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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責任編輯 / 詹云清

            2. 審核 / 李俊杰 劉曉明
            3. 終審 / 平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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